一、文献中的 “从果品到药食同源”：历史记载的文化延伸

      （一）晋代：初次记载，凸显 “南方奇果” 的地域标签

       余甘子最早见于晋代嵇含所著《南方草木状》（国内**部地方植物志），书中记载：“余甘子，南海中，树枝高丈余，实如弹丸，赤黄色，味初苦后甘，术士以之变白须发，今岭南多有之。”

      文化意义：此时余甘子被定义为 “南海（今岭南）特有奇果”，与 “术士养生” 关联，初次赋予其 “食疗养生” 的文化属性，区别于普通果品；“初苦后甘” 的味觉特点，也为后来文人赋予其 “苦尽甘来” 的寓意埋下伏笔。

      （二）唐代：官修本草认证，从 “地方果” 到 “全国药”

      唐代苏敬等编撰的《新修本草》（国内**部官修药典）将余甘子纳入 “果部”，明确记载：“余甘子，生岭南交、广、爱等州，树高丈许，叶似夜合，花黄，实似李，青黄色，核圆有棱，初食味苦，后甘，故名。主风虚热气，补益强气，合铁粉用，变白不老。取子压汁，和油涂头，生发去风痒。”

      文化意义：作为官修典籍，《新修本草》的记载标志着余甘子从 “岭南民间物产” 升级为 “全国承认的药用食材”，其 “生发、驻颜” 功效被官方认证，成为唐代女性、文人的养生选择；“压汁涂头” 的外用方式，也体现了古人 “药食外用” 的生活智慧。

      （三）宋代：名称定型，融入 “本草图谱” 的视觉文化

      宋代苏颂《图经本草》（首部附植物图谱的本草著作）进一步细化：“余甘子，今二广、闽中、川蜀皆有之，木高一二丈，枝条甚软，叶青细密，朝开暮敛，如夜合而小，花浅黄色，实圆如弹，初青渐黄，候熟则甘美，核中仁亦甜，可食。啖之，初觉味苦，良久更甘，故以名之。”

      文化意义：书中初次明确 “余甘子” 的名称由来（“初苦后甘”），并通过 “图谱” 直观呈现其形态，让北方人得以认知这一南方物产；“核仁可食” 的记载，体现了古人对余甘子 “全果利用” 的节约理念，符合宋代 “重民生、惜物产” 的社会文化氛围。

      （四）明清：功效拓展，融入 “解酒、解毒” 的民俗需求

      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将余甘子归入 “果部第三十二卷”，补充记载：“余甘子，解金石毒，止渴，润肺，化痰，生津，消食，利便，止呕哕，治咳嗽、吐血、白浊、疮疡。” 并引用民间谚语：“余甘遗核，三年生树”，体现其易繁殖的特性。

清代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则新增 “解酒毒” 功效：“余甘子蜜饯，酒后嚼之，解酲（醒酒）最快，岭南人常以馈客。”

      文化意义：明清时期，余甘子的功效从 “养生驻颜” 转向 “日常解毒、解酒”，贴合了当时南方商业繁荣（饮酒社交增多）、民间 “避毒” 需求（如误食毒物、湿热环境引发的不适），成为百姓日常的 “应急食疗品”，进一步夯实了其 “药食同源” 的文化地位。